大清如何掃黃打非：禁毀書籍與奴化教育

2017-08-29 12:30:56 來源：人民網(wǎng) 已瀏覽次

　　雍正六年（1728年），護軍參領郎坤向皇上遞了一份奏折，結果倒了大霉，遭遇“革職，枷號三個月，鞭一百發(fā)落”的嚴厲處置。他犯了什么大錯？奏折中有句話“明如諸葛亮，尚誤用馬謖”，壞就壞在這：“援引小說陳奏”。

　　在奏折里為什么不能提小說？因為小說是當時的重點打擊對象，皇上帶頭不喜歡，郎坤不觸霉頭才怪。

　　清廷反感小說并非無因。有清一代，禁毀小說作為官方行為，呈常態(tài)化存在，堪稱“思想陣地的重要分戰(zhàn)場”。

　　在金庸的《鹿鼎記》中，天地會是貫穿始終的“敵對勢力”。它在歷史上真實存在，主要由游民組成。會眾流動性強，需頻繁聯(lián)絡，同時又要避免官府中人混入組織。所以，他們以地下活動為主，有各種秘密“切口”。因為會眾普遍文化素質(zhì)較低，切口既要復雜保密，又要易接受，因此多脫胎于通俗小說。

　　天地會還有自己的創(chuàng)會史，在這個虛構故事里，有抵抗外侮，有奸臣陷害忠良，也有一百零八人的群雄大聚義，帶著許多通俗小說的影子。它隨著天地會的發(fā)展逐步充實內(nèi)容，在清末民初的《中國幫會三百年革命史》中，已長達數(shù)萬字，成了貨真價實的小說。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對思想鉗制最烈的一個朝代，文字獄與焚毀書籍，都是統(tǒng)治者的武器。清廷禁毀小說，主要是為了統(tǒng)治需要，以封建道德控制民眾思想。

　　有清一朝，禁毀書籍與奴化教育始終并行，最終使得清朝成為中國古代史上對傳統(tǒng)風骨和人性摧殘最烈的一個朝代。

　　禁毀小說是毀書運動的一部分

　　提起清朝的文化建設，許多人都會拿乾隆年間的《四庫全書》說事兒。但所謂“全書”，非但不全，在四庫之外的，許多都要遭遇被毀命運。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庫全書》纂修工作啟動，首先是對全國書籍進行大清查。乾隆認為“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故打算借清查之機，一舉予以銷毀。

　　這次大清查焚毀書籍無數(shù)，行動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才告一段落。在此期間，銷毀書籍“將近三千余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shù)幾與四庫現(xiàn)收書相埒”，其中以集部書占多數(shù)，史部書籍亦“災情慘重”，吳晗曾稱：“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

　　小說當然也難逃焚毀厄運，僅在1779年到1882年間，就有多起例子。如1780年1月，兩江總督薩載上奏，焚毀小說數(shù)十部，其中包括講述甲申之變的《剿闖小說》。1781年2月，薩載再度請奏焚毀小說數(shù)十部，其中《樵史演義》“紀天啟崇禎事實，中有違礙之處，應請銷毀”。

　　無獨有偶，那年11月，湖南巡撫劉墉（就是大名鼎鼎的劉羅鍋）也上奏，稱《樵史演義》“雖系小說殘書，于吳逆不乘名本朝，多應冒犯。應銷毀”。1781年11月，又是劉墉上奏，焚毀小說八十余部，其中包括了著名的《英烈傳》，這部小說講述朱元璋開國故事，自為滿清所不容。1782年7月，江西巡撫郝碩奏繳12種書籍，其中包括以岳飛為主角的《精忠傳》，而關于岳飛的最知名小說--錢彩的《說岳全傳》，不久后也遭禁毀……

　　防《水滸》，防造反

　　清朝最早提出禁通俗文學作品，是在順治九年（1652年）。當時清廷頒布禁例：“瑣語淫詞，及一切濫刻窗藝社稿，通行嚴禁。違者從重究治?！笨滴醯腔痪煤笥衷俅涡娲私Ｋ^“瑣語淫詞”，指有傷風化的劇本和小說。當時環(huán)境尚算寬松，被禁小說僅兩本，一是李漁的《無聲戲二集》，一是《續(xù)金瓶梅》。但前者被禁，多少帶點政治色彩，預示著滿清政府禁毀小說的真實動機也許并不單純。

　　據(jù)載，《無聲戲二集》在刊刻時，曾得時任浙江左布政使張縉彥的資助。其中有關于張縉彥本人的情節(jié)，指李自成攻陷北京時，時任明朝兵部尚書的張“吊死在朝房，為隔壁人救活”，得“不死英雄”贊譽。順治十七年（1660），御史蕭震彈劾張縉彥在小說中自我標榜，張最終遭遇籍沒、流徙寧古塔的命運。這張縉彥也是活該，降李自成，降清，活脫脫三姓家奴，既然如此，老老實實就算了，還為自己蓋“貞節(jié)牌坊”，時常以明朝遺臣自居，清廷自然會對這種沽名釣譽之徒開刀。

　　《續(xù)金瓶梅》的作者是丁耀亢，官方說法是“經(jīng)查閱該書，雖寫有宋金兩朝之事，但書內(nèi)之言辭中仍我大清國之地名，諷喻為寧固塔、魚皮國等”。

　　康熙以前禁的都是黃色小說，但在康熙收復臺灣后，開始對小說界全面開戰(zhàn)。當時，清庭三管齊下，一方面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一方面大肆制造文字獄，另一方面則打著“端風俗、正人心”的旗號，加強對小說的管制。

　　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下諭，禁止將小說譯成滿文，理由是滿人一向單純淳樸，小說會把他們教壞。次年，福建道監(jiān)察御史胡定上奏，目標直指《水滸傳》，認為此書“以兇猛為好漢，以悖逆為奇能，跳梁漏網(wǎng)，懲創(chuàng)蔑如……市井無賴見之，輒慕好漢之名，啟效尤之志，爰以聚黨逞兇為美事，則《水滸》實為教誘犯法之書也”，奏請將此書焚毀禁絕。

　　乾隆自己也對《水滸傳》很是忌憚，那年初，廣東東莞莫信豐和增城王亮臣分別聚眾起事。七月，直隸、山西又相繼奏報邪教案。乾隆的看法是“愚民之惑于邪教，親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惡書所致”。于是，《水滸傳》成了“教誘犯法之書”，在全國范圍內(nèi)遭到嚴禁。這也是清政府第一次明確以“社會動亂根源論”的旗號查禁小說。

　　乾隆執(zhí)政后期，教亂、起義此起彼伏，尤其是白蓮教起義，縱橫數(shù)省，使得滿清國勢轉(zhuǎn)衰。清廷一方面忙于武力鎮(zhèn)壓，另一方面也加強思想控制，堅持“社會之所以亂，是因為人心敗壞;人心敗壞，是因為小說誤導”這一邏輯不動搖。

　　嘉慶皇帝堅決繼承老爹的遺志，他的目標不僅僅是《水滸》，在諭旨中，他稱“更有編造新文，廣為傳播，大率不外乎草竊奸宄之事”，換言之，重點在于“編造新文”。所謂“新文”，應是那時流行的公案小說，代表作是《施公案》。此書主題雖是斷案，但出身綠林的俠客黃天霸是主角之一，后被“招安”，情節(jié)邏輯有點像《水滸》。

　　《水滸》作為以造反為主題的最著名作品，一直難逃被禁命運。咸豐即位時，天地會勢力不斷擴張，分支不斷衍生。咸豐元年（1851年），清廷再度禁止《水滸》，當時湖南大亂，上諭將湖南地區(qū)的天地會分支“動亂”與《水滸》直接聯(lián)系在一起，但諭旨中也暴露了一個問題：僅湖南就有多處坊肆刊刻售賣《水滸》，可見乾隆年間就頒布的禁令并沒起到什么作用。

　　只是咸豐朝要忙活的麻煩事太多，太平天國、英法聯(lián)軍都是威脅祖宗社稷的大敵，朝廷哪里還顧得上禁毀小說？

　　即使官方真的將禁毀《水滸》落到實處，意義也不會太大，這體現(xiàn)在兩方面。一是書越禁越受歡迎，《水滸》是清廷禁止次數(shù)最多、禁毀措施最為嚴厲的書籍，但偏偏也是擁有讀者最多的小說。既然有利可圖，書坊也甘愿冒風險刊刻，據(jù)馬蹄疾《水滸書錄》的不完全統(tǒng)計，從順治至同治的231年里，《水滸》的刊印達到22次，可謂越禁越流行。

　　二是想造反的照樣造反，他們的許多行為模式確實模仿小說，但卻并非因為讀了小說而造反，其根源還是不堪滿清統(tǒng)治者的壓迫。民國人劉治襄在談及義和團時曾說：“小說中之有勢力者，無過于兩大派：一為《封神》、《西游》，侈仙道鬼神之魔法;一為《水滸》、俠義，狀英雄草澤之強梁。由此兩派思想，渾合制造，乃適為構成義和拳之原質(zhì)”。陶成章曾在《教會源流考》中寫道：“洪門（即天地會）借劉、關、張以結義，故曰桃園義氣;欲借山寨以聚眾，故又曰梁山泊巢穴;欲豫期圣天子之出世而輔之，以奏擴清之功，故又曰瓦崗寨威風，蓋組織此會者，緣迎合中國之下等社會之人心，取《三國演義》、《水滸傳》、《說唐》三書而貫通之也?！?/div>

　　清代兩次最大規(guī)模的農(nóng)民運動，一是太平天國，一是義和團，二者都有不少小說演義的痕跡。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原為永安州書吏，身份與宋江類似，他也以宋江自期，號小宋公明。在義和團運動中，拳民以為只要念動咒語使神附體即可刀槍不入，多少也是受了《封神演義》的影響。

　　除了害怕百姓讀小說造反之外，清廷對洋人也十分警惕，嚴禁西方傳教士利用小說傳教。雍正年間，法國傳教士馬若瑟發(fā)明了“以小說傳教”的模式，編撰章回小說《儒交信》，將天主教義與儒家學說融合，加強傳教效果。嘉慶十年（1805），朝廷下諭，嚴禁西洋人刻書傳教。嘉慶十八年（1813）更是發(fā)生了一件大事，天理教眾“奪門犯闕”，朝野震驚。不久后，嘉慶便下諭，嚴禁民間結會拜會及坊肆售賣小說，年底又下旨禁止開設租賃小說的書肆。這標志著清廷的禁書從單純的毀書發(fā)展到了流通領域。

　　高壓管制不能阻礙小說市場的高度繁榮

　　清政府查禁小說的重點，一是“誨淫”，一是“誨盜”，后者的代表是《水滸》，前者指的則是所謂的“淫詞小說”。

　　首先發(fā)難的是曾任江寧巡撫的湯斌，這位被康熙盛贊的“名儒”，任上強調(diào)正風俗?？滴醵迥辏?686），他頒發(fā)告諭，查禁淫邪小說，稱不法商人為賺錢，刊印那些色情文學，導致小年輕心猿意馬，敗壞世風。

　　次年，給事中劉楷上奏，稱“淫詞小說，猶流布坊間，有從前曾禁而公然復行者，有刻于禁后而誕妄殊甚者。臣見一二書肆刊單出賃小說，上列一百五十余種，多不經(jīng)之語、誨淫之書”，希望能徹底禁絕。

　　康熙同意此說，再度展開禁書運動?？滴跷迨辏?714年），他下諭禁絕淫詞小說。對刊刻者施以大棒：“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該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罰俸六個月，二次罰俸一年，三次降一級調(diào)用?！碧幜P規(guī)定被收入《大清律例》卷二十三刑律賊盜的條款中。

　　但禁例所約束的往往只是規(guī)矩人，包括有職業(yè)操守的書坊、一流的作家，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李漁和煙水散人徐震。可是膽大妄為、品流低俗者卻不管這一套，仍大肆編撰出版淫詞小說。這些小說多為抄襲或拼湊，水準低劣。

　　李漁在張縉彥一案后，并未受到牽連（這也客觀說明清廷的主要目的不是禁書，而是清理門戶），《無聲戲》雖遭焚毀，但后來又以《連城璧》之名刊刻?？墒?，隨著清廷在思想領域的逐步收緊，李漁的創(chuàng)作空間也愈發(fā)狹窄。

　　對于書籍出版業(yè)而言，清廷禁毀書籍帶來的影響反而不大。在當時經(jīng)濟最為發(fā)達的江南地區(qū)，書坊眾多，涉獵也廣，經(jīng)史子集、科舉“參考書”等，都在刻印范圍內(nèi)。色情小說因其讀者廣泛，更暢銷不衰。

　　嘉慶十五年（1810年），御史伯依保奏請查禁《燈草和尚》、《肉蒲團》等幾部小說。這位御史諫言的本意是重視思想控制，博取領導歡心，結果馬屁拍到了馬腿上。

　　數(shù)日后，嘉慶稱這些都是老三篇了，新編之“語涉不經(jīng)”的小說則不見奏聞，明顯是“沒話找話說”，擺忠心，沒實質(zhì)，皇帝罵他年老平庸還妄思升用。這事兒固然是笑話，另一方面也可看出，當時的小說出版市場，不僅舊本翻印無法禁絕，新作還不斷問世。

　　民國學者張秀民曾考證，清代蘇州有書坊53家。其實，實際數(shù)字遠多于此，道光十七年（1837年），蘇州告示收繳淫書，具立議單的書坊就多達65家。

　　許多被禁的“艷情小說”，確實與滿清一向提倡的道德觀念不符。比如大量描寫婚外情的《醋葫蘆》、描寫同性戀的《品花寶鑒》、描述妓院生活的《九尾龜》等。但另有一些作品，主題并不淫穢，僅僅涉嫌低俗，也遭禁毀，比如以“唐伯虎點秋香”故事聞名后世的《三笑姻緣》。

　　即使是奇書如《紅樓夢》，命運也極坎坷?！都t樓夢》誕生后，有多種抄本流傳，但長時間未能刊刻，顯然與乾隆年間禁毀書籍的大潮有關。在刊刻后，盡管其甲戌本有“此書不敢干涉朝廷”的聲明，仍難逃被禁命運。

　　最早對其查禁的是嘉慶年間的玉麟，他在擔任安徽學政期間嚴禁《紅樓夢》刊刻、傳播。他認為《紅樓夢》中“賈、王、史、薛”四大家族的淫逸生活意在影射滿洲貴族，盡管拿不出具體證據(jù)，仍依有關律例，在安徽查禁此書。

　　道光即位后，頒布《御制聲色貨利諭》，蘇州吳縣秀才潘遵祁、潘曾綬就自掏腰包，在金陵、蘇州大量購買“淫書小說”并進行銷毀。地方官也積極配合，時任江蘇按察使的裕謙最為認真，大量查禁“淫書”，《紅樓夢》也在“淫書”之列。

　　也是從道光年間開始，人們談及《紅樓夢》時多稱之為“淫書”。如光緒丙子夏六月潤東漱石主人在《繡像王十朋真本荊釵記全傳》的序言中寫道：“余嘗見閨閣中人，都以《紅樓夢》、《西廂記》、為娛目者，然皆屬淫詞?！绷汗С皆凇侗睎|園筆錄四編》中稱“《紅樓夢》一書，誨淫之甚者也。”汪堃在《寄蝸殘贅》中稱《紅樓夢》“宣淫縱欲，流毒無窮”。

　　《紅樓夢》“淫”在何處？陳其元在《庸閑齋筆記》中曾這樣評論：“淫書以《紅樓夢》為最，蓋描摹癡男女情性，其字面絕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為之移，所謂大盜不操干矛也。”這與其說是批評，不如說是“點贊”吧？

　　諷刺的是，在禁書過程中，滿清統(tǒng)治者盡管口中冠冕堂皇，卻“只準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他們口中的“淫書”，往往是最流行的“內(nèi)部刊物”，宮中流傳下來的《金瓶梅畫》，就蓋滿了乾隆御覽之印，這位乾隆皇帝，恰恰是最喜歡炮制文字獄和焚毀書籍的一代帝王?！督鹌棵贰芬卜菨M清貴族的禁書，而是“人皆爭誦”。至于《紅樓夢》，慈禧太后便是“紅樓迷”。種種荒唐，似已注定清朝的命運。

　　大廈將傾時，小說管制變成笑話

　　隨著內(nèi)憂外患的加劇，清政府對小說的管制也漸漸失控。

　　清朝后期最大的一次禁毀小說行動發(fā)生在同治年間，主角是洋務名臣丁日昌。此時的清政府剛剛鎮(zhèn)壓了太平天國運動，總結此次動亂，許多大臣仍是老調(diào)重彈，將罪名加于《水滸》。時任江蘇巡撫丁日昌于同治六年（1867年）奏請禁毀小說，意圖以道德約束百姓，自然甚得上意。同治下旨，“邪說傳奇，為風俗人心之害，自應嚴行禁止，著各省督撫飭屬一體查禁焚毀，不準坊肆售賣，以端士習而正民心?！?/div>

　　不過，此時的清朝簡直是“百廢待興”，地方大員們壓根沒空響應號召，唯有丁日昌所轄的江蘇展開行動。他為此特設“淫詞小說局”，籌措經(jīng)費，出錢收繳淫詞小說，集中銷毀。頒布告示中寫道：“淫詞小說，向干例禁;乃近來書賈射利，往往鏤板流傳，揚波扇焰?！端疂G》、《西廂》等書，幾于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嚴飭府縣，明定限期，諭令各書鋪，將已刷陳本，及未印板片，一律赴局呈繳，由局匯齊，分別給價，即由該局親督銷毀?！彼群髢纱伍_列應禁書目，各類共計達到265種之多。

　　“《水滸》、《西廂》等書，幾于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已可看出小說的流行程度。丁日昌“迎難而上”，這場“運動式焚書”，落實力度很大。他將地方官員對待此事的認真程度與官員考核掛鉤，頗有成效。

　　在丁日昌開列的禁毀書單中，有著名劇本，如《西廂》、《牡丹亭》等;有文言小說，如《情史》、《子不語》等;還有描述性生活的“涉黃”小說，如《昭陽趣史》、《玉妃媚史》、《春燈迷史》、《巫山艷史》等;有才子佳人小說，如《金石緣》、《品花寶鑒》等;有公案小說，如《龍圖公案》、《清風閘》等;有神魔小說，如《女仙外史》、《綠野仙蹤》等。此外，《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及其續(xù)書、《紅樓夢》及其續(xù)書也都在列。

　　因為僅有江蘇一省“嚴格貫徹落實”的緣故，所以，同治九年（1870年），御使劉瑞祺再次上書奏明各省書肆刊刻售賣違禁小說，要求銷毀小說書版。由此也可側(cè)面看出，清政府對書籍的管制基本處于無效狀態(tài)。

　　甲午戰(zhàn)爭后，舉國震動，救亡圖存之念深入人心，加上報刊這種新型載體的盛行，現(xiàn)代小說開始出現(xiàn)。盡管戊戌變法后，清廷一度鉗制言論，波及小說，也難改大趨勢。庚子事變后，報刊在租界內(nèi)發(fā)展更為蓬勃，小說成了主要的啟蒙方式，如林紓譯《黑奴吁天錄》，梁啟超在日本創(chuàng)辦的《新小說》雜志，都具歷史意義。

　　可笑的是，直到清朝即將滅亡之際，仍有人提出禁書。宣統(tǒng)元年（1909年），四川咨議局通過一項《發(fā)起通俗教育社》的議案，其中也提到小說，認為“中國小說善本絕少，非淫亂則荒唐，其最烈者如《西游》、《封神》等書，啟人迷信，積之又久，以致有義合拳、紅燈教之結果”，認為“應行禁止”。但此時，上海各大書局發(fā)展極快，競相翻印傳統(tǒng)小說，小說大量普及，禁毀就成了裝模作樣的笑話。

　　《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統(tǒng)計，辛亥革命以前的白話通俗小說有1160余種，其中在鴉片戰(zhàn)爭以后創(chuàng)作并出版的有560余種，超過半數(shù)?？梢?，在清政府面臨內(nèi)憂外患時，所謂的小說管制也完全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