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空前發(fā)展的偉大時代，唐朝立國以來，經歷了24個皇帝，289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三個皇帝。他們雄才大略，政治上極為自信，推行一整套有利于鞏固國防、發(fā)展經濟、安定社會的政策，使唐朝經濟實力不斷增強。武力強大、政治穩(wěn)定，對外來文化并蓄兼收，使聯絡中西的絲綢之路空前活躍，海上交通線也不斷開拓。唐朝曾與30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進行經濟貿易，人員交往頻繁。經濟交往需要手工業(yè)貨物作交換手段，陶瓷是中國最富民族特色、使用方便、美觀典雅的商品，它的生產在唐朝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里得到有力的推動。富有開拓精神的唐人和外域來華的商人，把中國陶瓷運輸到遙遠的異國他鄉(xiāng)，使產銷關系暢通起來，生產得以蓬勃發(fā)展。也是他們把域外優(yōu)秀工藝品運到唐朝來，影響著唐朝工藝品的制作。具有高度繁榮的唐文化，有充分的吸收力和消化力，依本身發(fā)展的需要有選擇地吸收新的成分，與我國傳統(tǒng)的藝術風格結合起來，創(chuàng)造出新的文化和工藝品，所以唐朝文化，包括陶瓷，大大超過漢魏晉南北朝，而顯得博大清新，輝煌燦爛。

　　唐朝陶瓷輸送到國外，其方式有兩種：第一，來中國的使臣、僧侶、學者、留學生，以及來唐朝獻藝的工匠。他們到中國來，得到唐朝政府、官員、友人的饋贈，或自己購買而帶回國去，或由中國政府派遣出國官員作為禮品攜帶出去，到達所去國家之后贈送給政府、官僚或友人。第二，作為商品貿易的貨物，和絲綢及其他工藝品、土產品一起輸到外國。9世紀中葉以后，陶瓷輸出明顯增加，中國沿海港口城市發(fā)現比較多。例如唐代港口城市寧波，地下不斷有陶瓷器物發(fā)現，屬于唐代港口碼頭的和義路遺址，在施工中一次就發(fā)現越窯、長沙窯高級青瓷900多件，有一件青瓷上署有大中二年（公元848年）銘款，這應該是時間最早的瓷器。同時還發(fā)現乾寧五年（公元898年）刻銘的方磚，說明這里沉積著近半個世紀的商品瓷遺物。綜合中國港口城市遺址和外國發(fā)現陶瓷實物來看，唐代重要的商品陶瓷，有越窯、長沙窯青瓷及釉下彩瓷器，廣東梅州水車窯、潮州窯、新會窯、官沖窯，浙江婺州窯、甌窯青瓷，北方邢窯、曲陽窯、鞏縣窯的白瓷和三彩釉陶器皿。沿海重要商業(yè)港口城市除寧波以外還有上海、揚州、鎮(zhèn)江、泉州、溫州、廣州，在中國海域，凡商船經過的海島如西沙群島都有出土。除白瓷、青瓷、釉下彩瓷器和三彩釉陶作品以外，還有黑瓷、褐綠釉瓷，有精細的高檔瓷，也有質地粗糙的低檔瓷，如福建泉州磁灶窯的粗瓷?？赡苁巧a地在港口城市泉州附近的海邊，沒有運輸上的障礙，加上價格低廉，海船隨時可以上貨，也可以采購上船作船員用具，這樣隨船出海，到達目的地便就地銷售或留在通商所到的國家。

　　發(fā)現唐代陶瓷的國家和地點，有朝鮮、日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西亞沿交通線的伊朗、伊拉克、阿曼，非洲的坦桑尼亞和埃及的繁華城市福斯塔特遺址和海島。唐朝離開現代已有1000多年的歷史，在中國境內文化遺址發(fā)現唐代陶瓷并不是很容易的，然而在上述國家和地區(qū)、在陸路和海上交通線上，港口遺址中發(fā)現的唐代陶瓷數量相當大，質量也很高，有些發(fā)現使人感到驚奇。如泰國曼谷出?？诎?，漁民常常從近海淺水的區(qū)域打撈上來長沙窯青瓷和釉下彩瓷器，在古代文化遺址和墓葬發(fā)掘出邢窯、曲陽窯和廣東地區(qū)的青瓷。在斯里蘭卡，從本世紀初開始，在賈夫納半島、亞帕胡瓦、波隆那魯瓦那等地發(fā)掘出數以千計的越窯、邢窯、曲陽窯、長沙窯瓷器，有些精美的綠釉陶器在中國都很難看到，出土的還有邢窯白瓷碗、缽、罐等殘件，既有精細白瓷，也有質量不太高的粗白瓷。在菲律賓，很多島嶼都出土唐代陶瓷，如越窯、邢窯、婺州窯、甌窯的產品，在博物館和私人收藏家那里很容易看到該國出土的唐代瓷器。埃及的福斯塔特遺址，經過100多年的考古發(fā)掘，發(fā)現許多唐代越窯青瓷、邢窯白瓷、長沙窯青瓷以及一些不容易辨認的瓷器，質量之高、數量之多令人驚奇。在伊朗的雷伊、奈沙布爾出土質量很高的三彩和越窯青瓷。這有力地證明了唐朝和亞洲、非洲東北部地區(qū)關系的密切。

　　中國陶瓷，以其完美的工藝技巧和藝術魅力對上述國家的陶瓷生產產生積極的影響。出生于波斯灣港口城市席拉夫的商人蘇萊曼稱贊中國陶瓷用具“玻璃般的細膩，水晶一般明澈”。中國陶瓷器皿深入到社會上層和一般家庭，由于中國陶瓷深受歡迎，很多國家和地區(qū)生產出仿制品，隨之導致當地陶瓷工藝的改變，例如埃及的福斯塔特遺址出土了許多9至10世紀中東地區(qū)伊斯蘭時代生產的中國陶瓷的仿制品。 日本三上次男教授在《陶瓷之路》一書中指出：“在這些埃及生產的陶器中，大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是中國陶瓷的仿制品。當輸入中國陶瓷時，很快就在同一時期里作出這種仿制品來?！?至10世紀當唐三彩陶器輸入時，就生產出模仿三彩陶器的多彩彩紋陶器;輸入浙江越窯青瓷時就仿制出淡淡的黃褐釉陶器，仿制時做得很有水平，如仿制的碗類器物的圈足，做成沿面很寬、較矮的玉璧形，這是盛唐瓷碗的特征。

　　在波斯、阿富汗、中東阿拉伯世界，中國陶瓷主要通過駱駝商隊和絲綢一起運去。西安、洛陽等地出土的三彩駱駝，背上掛著類似瓷器、三彩陶器等貨物，就是證明。當然，也有從海路運送陶瓷到波斯、阿拉伯地區(qū)去的。天寶十年（公元751年）唐朝軍隊在怛〔da達〕羅斯敗于阿拉伯軍隊，有些技術人員被帶到他們的首都庫法，阿拉伯人獲得不少“施有彩色和金子的容器”以及絲織品等戰(zhàn)利品，所謂彩色容器可能就是唐三彩一類的陶器。巴伊哈基于1059年寫道：8世紀末9世紀初呼羅珊總督伊薩把以前所沒有帶進哈里發(fā)宮廷的漂亮的20種中國高貴陶瓷和2000件一般的中國陶瓷送給巴格達國王。大家都知道，波斯古代陶器非常精美，在世界藝術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但當我們把波斯陶器和唐三彩釉陶作一番比較就可以看到，相當一部分陶器的器形、彩釉特點是來自中國，波斯三彩受唐三彩的影響十分明顯。中國釉陶的這種影響，不僅在波斯，而且在美索不達米亞及整個中東地區(qū)都可以見到。

　　我們的近鄰朝鮮，中國陶瓷傳播去的就更多，前面提到的在龍媒島上發(fā)現的長沙窯釉下彩瓷器，在釉下用褐彩書寫“鄭家小口，天下第一”，“卞家小口，天下有名”等文字，唐朝瓷器在朝鮮三千里江山不斷地有出土。唐朝制陶工藝對朝鮮制陶工藝的影響隨處可見，朝鮮的新羅三彩就是以唐三彩為藍本發(fā)展起來的。在9世紀至10世紀，越窯青瓷大量傳入朝鮮，大約在10世紀前半葉，越窯青瓷的工藝技法傳到了全羅南道的康津、全羅北道扶安等地。朝鮮還已可能把晚唐五代時期的白瓷技術引進去。在唐五代北宋工藝的影響下創(chuàng)造出了所謂的“翡色”青瓷，以后得到相當大的發(fā)展，成為朝鮮青瓷的杰出代表。徐兢在《高麗圖經》一書中詳細談到他在朝鮮看到當地仿制越州古秘色瓷器的狀況。

　　唐代陶瓷對日本的影響，以及中國和日本陶瓷藝術和技術上的聯系一直是非常密切的，例如日本9世紀以后生產的青瓷，在胎釉方面很像中國南方，特別是沿海地區(qū)的青瓷。瓷碗、水注、罐類器物的造型相似之點就更多。奈良三彩、二彩和單色釉陶器和唐三彩中的單色釉、一彩、二彩、三彩很相似，可以看到一脈相承之處很多。再有如窯爐結構、窯具多樣化方面也和中國北方窯場有聯系。

　　唐朝與外國文化交流中，優(yōu)秀的工藝制品也傳入中國。唐朝陶工們廣泛地吸收域外工藝品的造型和裝飾花紋，把它們與中國傳統(tǒng)的陶瓷工藝結合起來，加以提煉和創(chuàng)新，所以唐朝陶瓷工藝的發(fā)展不止是數量的增加，而是注入了新鮮的活力，賦予新的時代風格，即大唐盛世的藝術風格，極富魅力。

　　唐朝陶瓷接受波斯文化影響最為突出。波斯處在東西方文化交匯之處，在整個中世紀，其經濟、文化、工藝的水平都很高，創(chuàng)造出光輝燦爛的波斯文化。波斯很早就和中國有聯系。漢武帝時中國使臣就到了安息，東漢時甘英為前往大秦也經過安息。薩珊王朝時期，波斯和北魏關系密切，貿易往來頻繁。平城，即今大同市，北魏道武帝拓拔珪于天興元年（公元398年）定都于此。當時，平城地區(qū)居住了不少中亞、西亞的商人、僧侶、工匠和身懷絕技的各類人物，波斯等西域諸國珍奇寶貨大量匯聚于此。北魏宮廷的陳設，據《南齊書》記載有很多高級的中亞毛織品，大秦琉璃器、金銀器、銅鎏金器皿等。1970年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館在北魏建筑遺址中，發(fā)現薩珊王朝北部呼羅珊地區(qū)的八曲銀洗、刻花銀碗、鎏金高足銅杯等五件器物，還有一件深受波斯藝術影響的刻花石硯盒。波斯、阿拉伯世界和羅馬的金銀器在廣闊的西北地區(qū)經常有出土，這些金銀器、絲毛織物精美的造型、花紋內容、優(yōu)美的布局，尤其是精湛的鏨花、錘鍱技藝，深受中國人的喜愛。北朝是一個戰(zhàn)亂頻仍的時代，雖然在后期社會比較平靜，生產有所發(fā)展，但百廢待興，很多技術要求很高的部門處于剛剛起步的階段。

　　唐朝立國，社會長期穩(wěn)定，經濟高度發(fā)展，與域外各國聯系更加緊密，這種聯系對于上述工藝美術造成的影響，明顯地表現出來。例如唐朝青瓷、三彩釉陶作品中有一種造型精美的鳳頭壺，壺的頭部塑成中國人喜愛又象征吉祥的鳳頭，細長的頸，像橄欖一樣鼓出的腹體，下承以喇叭形圈足，與鳳啄相對的另一側安上拙壯的龍形柄，亭亭玉立。如果不看鳳頭（壺口和蓋合起來）和攀附的龍柄，壺的主體結構就不是中國內地傳統(tǒng)的造型，是胡瓶。北方白瓷槽流壺更像胡瓶，口上槽形流，腹的前端聯珠綴上寶相花，另一側安壯實的柄，柄上塑一光禿的人頭。這些造型是中東波斯、阿拉伯地區(qū)公元1世紀至4世紀的銅瓶、玻璃瓶常見的樣式。不但一般人士喜愛這些新穎的器物，就是最高統(tǒng)治者也十分愛用。英勇善戰(zhàn)，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就很喜歡胡瓶，《舊唐書·李大亮傳》記載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的親信重臣李大亮立功回來，唐太宗十分高興，親自修書予以褒獎，說李大亮能文能武，懷有一顆堅定忠貞之心，我特賜卿一枚胡瓶，雖然不是什么價值千鎰的貴重之物，但是朕自用之物。顯得既莊重又親切。唐代陶瓷工匠在生產青瓷、白瓷和三彩時采用胡瓶式樣做出，供人們在生活中使用。唐墓里出土的胡商俑，表現西域胡人在唐朝不辭辛苦地從事商業(yè)活動，他們背負貨袋，手中就持有胡瓶。反映唐帝國和西域繁忙商業(yè)交往的三彩駱駝，馱負貨物，伸頸揚頭，冉冉西行，駱駝背上就有掛著胡瓶的皮囊。長期以來，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碗、缽、高足杯、高足碗等器形，在唐朝都因為有了這樣有益的交往，造型變得線條優(yōu)美，如敞口碗變成曲口碗，高足杯、高足碗做成多曲船形杯、船形碗，很明顯是吸收了西域生活用具中的特點。有些器形，如小口扁肚瓶、獸頭形杯、聯珠紋、對獸對鳥紋、胡人訓獅、胡人玩火球等紋樣都傳至中國，在中國陶瓷器上都有表現。生產出龍頭形杯、虎頭形杯、獅頭形杯、多曲船形杯和聯珠環(huán)繞的胡人馴獅圖像。

　　波斯、埃及等西域諸國的金屬工藝、毛織品，在很長時期以來就流行忍冬蔓草、聯珠、對獸對鳥等花紋，在波斯薩珊王朝時期最成熟，運用也最多。中國北朝時期的石窟寺藝術、金屬器皿和陶瓷器上就陸續(xù)出現這樣的花紋。唐代陶瓷上廣泛采用，并發(fā)展成為卷枝蔓草。二方連續(xù)的蔓草紋，即所謂的纏枝花卉，在裝飾工藝上稱為適合紋樣。薩珊王朝時期器物上流行人物舞蹈紋，在唐代陶瓷上出現得很多，特別那種深目高鼻的胡人在樂隊伴奏下跳起旋轉度極強的舞蹈場面，充滿了異域情調。北京故宮博物院珍藏一件初唐時期的青瓷龍柄鳳頭壺，造型取于波斯的胡瓶，腹部出現胡人舞蹈，袒胸露腹，披健美，和波斯銀壺上的形象、花紋組成很相似。只是波斯銀壺上的舞蹈人物是女性，青瓷龍柄壺上的人物為滿臉髭須、深目高鼻的男人。湖南長沙窯青瓷釉下彩執(zhí)壺上的胡人舞蹈則像女性，舞女體態(tài)豐腴、胳膊袒露，衣裙和巾輕柔透明，紋褶飄逸流動，婆娑起舞。

　　唐朝陶瓷的這些內容，既有波斯藝術的影響，也有印度藝術的影響。因為據傳伊朗國王巴赫蘭·古爾（公元420—440年）從印度召進12000名樂師、歌姬和舞女，以后波斯銀器上就開始出現這種袒胸露腹、薄衣輕紗、舞姿嫵媚動人的印度舞女形象。青瓷龍柄鳳頭壺上與舞蹈人物同時出現的還有葡萄紋、鳥紋、星星、彎月、酒壺等生活用具，寫實性很強。這類裝飾題材，源遠流長，在廣闊的地區(qū)流行，它是希臘化藝術前期的產物，和巴克特利亞（大夏）的酒神節(jié)風俗有關。這種風俗在安息時期流行于伊朗東部地區(qū)。1893年在馬贊德蘭（陀拔斯單）地方發(fā)現的公元六七世紀的銀壺上面，滿是葡萄、禽鳥、童子扯葡萄和容器等繪畫內容。1970年山西大同發(fā)現的波斯鎏金高足銅杯上也是卷枝葡萄、童子攀枝的內容，由此可以看出唐代陶瓷的藝術內容和域外工藝有多么密切的聯系，反映了唐朝和世界各國經濟文化的友好交往。中國傳統(tǒng)的陶瓷技藝與域外優(yōu)秀工藝相結合，形成大唐盛世獨特的藝術風格。唐代陶瓷是7至10世紀中國和亞非各國友好往來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