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會”作為一種合作基金的儲蓄形式，承載著各自特定公益使命，在民間流行甚廣，影響巨大。如獎勵學子舉業(yè)的文會、文昌會、采芹會、賓興會、興賢會、惜字會等，不僅有利于繁榮地方文化教育，而且有的文會組織在調解民間糾紛、凈化民風習俗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舉辦慈善事業(yè)的育嬰會、保良會、恤嫠會、長生會等，拯救那些困于生老病死之際的弱勢群體，其帶來的愛心溫暖可謂雪中送炭;以修橋補路為宗旨的義渡會、船會、橋會、路會，為地方交通便利與出行安全鋪墊了堅實基礎;承辦地方公共事務的漕會、圖會、禁會、鄉(xiāng)評會等，在輸納錢糧、申明教化諸方面凸顯了急公好義的風采。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毫無疑問，通過“會”這一組織形式，民間社會試圖編織一個體系完善的互助網絡，有序應對各種預期開支，使其在地方社會治理過程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宗族作為中國傳統(tǒng)社會最具社會影響力的民間組織，也不遺余力地推行善堂、善會等合作基金形式，通過祠、會積累的共有財產（俗稱公產），構成宗族自治的經濟基礎。在宗族勢力較強的廣大江南地區(qū)，宗族祠會所凝聚的龐大產業(yè)，往往成為當地最大的經濟實體，在敬宗收族方面起到極為關鍵的資源整合作用。在江西的很多地區(qū)，宗族公產稱為族會，即族眾內部醵資創(chuàng)辦的會。族會也叫“眾會”，不僅表明宗族公產的產權屬性為族眾共有，更直接指明了這種共有財產是由眾多的會產所構成。族會主要有丁會、產會兩種籌資方式，前者報丁捐產，如譜會、玉蘭會、胙會等均按照族內男丁人數攤派，匯集本金;后者按產量捐，聚集會本，絕大多數族會是以這種籌集方式舉辦的。族會財產是宗族自治的物質基礎，不同的族會財產承載著不同的使命，在基層社會發(fā)揮著各自的治理功效，共同維系民間社會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

　　整合族內經濟資源，完善宗族互助合作與內部控制機制，是創(chuàng)設族會的主要目的。設立族會對于每個家族來說，既是漸進式的，也是有選擇性的，輕重緩急固然是漸次選擇立會的基本原則，但族眾經濟實力及捐輸熱情才是決定性因素。宗族因為擁有共同的祖先而聚集，祭祀崇拜祖先成為強化宗族紐帶的頭等大事，因而每個家族內部最早創(chuàng)立的族會，一般都是祭祀會。如萍鄉(xiāng)文氏家族在清代康熙年間即創(chuàng)立清明會，乾隆年間續(xù)立冬至會，以此完善春秋兩祭事宜。到光緒末年，隨著文氏族眾經濟能力的提升，為修繕祠堂、獎勵學子才設立裕宗會、榮宗會、濟英會等。據民國年間江西萬安縣《李氏五修族譜》載，乾隆年間該族偉公支下立有清明會、誕祭會、盂蘭會，而谷日公支下也立有寒食會、祭會，后來兩支各會又共同成立大祠的清明會、誕祭會。據光緒年間萬載縣《龍氏族譜》記載，該族自乾隆二十年起成立紗燈會，此后子孫不斷注入會本“經理生息”，“節(jié)年所入之租，均入祠公用，幫制祭器?！敝敝撩駠觊g，該會仍然維持正常運轉，會產規(guī)模依然十分可觀。顯然，祭祀會在所有族會中始終處于核心地位，只有在滿足了祭祀祖先的“敬宗”功能之后，才會派生出豐富多彩的“收族”之會，誠如修水何氏祠志《祭祀會序》所言，“敬宗莫如隆祀典，收族莫如聯嘗會，聯嘗會所以隆祀典，可以為收族?！本壌松婆e，漸次完善宗族內部控制和促進彼此的互助合作。如筆者收藏宜豐龍崗鄒氏道光到同治年間七種族會的簿冊，包括禁山會、培耕會、文昌會、石神會、南門社會、文蔚會、永齡會等會簿，涉及內容既有石祖崇拜和社戲賽事，也有切磋詩文和獎勵教育事業(yè)，還有封山育林和保護莊稼規(guī)約，其產業(yè)性質和服務功能，幾乎囊括了宗族社會主要的公共事務，有效地整合了族眾的經濟資源，為舉辦宗族公共事務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光緒初年，萍鄉(xiāng)縣民李日高在《（承啟會）會約》中特別強調“無會不能收族”。據該會《會簿》《流水簿》記載，承啟會實際上是李氏承啟堂下起立的眾會，其中包括清明會、冬至會、王爺會、丁會等，經費開支除了用于春秋祭祖、修祠捐考及各局善緣外，還支付宗族對外發(fā)生的訴訟費用等，族會儼然成為宗族治理的“百寶箱”。

　　宗族通過族會持續(xù)穩(wěn)定的經濟支持，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和各項事業(yè)建設，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治理格局中發(fā)揮其積極功效。盡管族會多為族內封閉性的互助合作基金，但因其創(chuàng)設宗旨不同，有的族會從一開始就被賦予急公好義的公共特性，如漕會、圖會便是專門籌辦錢糧賦役而設立的會，而族內橋會、渡會、船會的外部性受益者顯然超出會員范圍。創(chuàng)設于清代中期的江西萍鄉(xiāng)“四姓漕會”，就是為籌辦漕運而設的，到民國年間仍然遺留不少產業(yè)被用于公益事務。清代江西舉辦義圖，借以互助完成漕糧繳兌，曾得到了朝廷的褒獎，當地許多宗族內部均設有圖會、義圖會，甚至宗族之間聯合興辦圖會。如同治《安義縣志》卷三《食貨·十團圖議》特別強調，“各處圖會亟宜整頓，所有租谷錢項善為生息，無使分拆，不但承戶當差，公使公用，即完銀火食、運米船錢，亦可于中取用?！?945年前后，宜豐縣天德、太平、平治等鄉(xiāng)的大圖會、圖會、義圖會仍然存在，并作為公產依舊發(fā)揮其應急公務的作用。另外，封閉性的族會在承辦本旨使命之余，也會經常介入地方公共事業(yè)建設，成為地方社會建設非常重要的籌資渠道。如據《熊氏青云塔志》記載，嘉慶年間宜豐縣芳溪熊氏興建青云塔和青云書院，熊氏各支房的雷祖會、清明會、戲會、蔭洲會、丁會、新興會、塾課會、作興會、文昌會均有數額不菲的樂輸捐助，后來青云書院不僅為熊氏宗族培養(yǎng)了大批科舉人才，并成為方圓數十里內各姓子弟的求學之所。而據《宏義錄》記載，光緒年間芳溪成立路局，興修通往縣城的石路，在樂捐芳名冊內記錄熊氏忻課會、保村會、禁會、培元會、太保會、崇神會、接風會、欽賢會、儀丁會、資荒會、定課會、欣丁會等眾會踴躍輸納的盛舉，得到了當局的贊譽。顯然，族會雖旨在為辦理族內急務而設，但伴隨著族眾積極介入地方公共事業(yè)建設，族會也成為地方治理的重要資金來源。據民國年間江西宜春、萬載、宜豐、高安等地《保民會議記錄》載，當時地方政府推行保甲制，保甲經費便多攤派在各族會上。

　　族會大量吸收族眾財產，引導了封建土地私有向宗族集中的趨勢，并因宗族公產的特性使土地流轉形成單向凝固化，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鄉(xiāng)村土地兼并帶來的矛盾。在鄉(xiāng)村宗族社會，各種族會因為不斷吸納族眾捐贈產業(yè)，其財產規(guī)模也在不斷擴張，但這種冠以宗族親情的法人地主，較之普通地主對地方社會的影響更加微妙：減少了主佃之間的矛盾對立，贏得了吸納族眾拋售田業(yè)的更多機會，宗族之間的土地流轉趨于緩慢甚至停滯，而族內單向流入族會的產業(yè)，因為族眾均能沾潤其益，能夠消弭貧富階層之間的隔閡，營造宗族內部和諧。族會財產彼此交叉參股，使得族內不同支、房之間的會產股份相互持有，循環(huán)支持，加強了族眾的團結合作。如遂川縣《張氏四修族譜》卷首《兆麟堂遺落祭產條規(guī)》所附祭會捐產清冊，注明了黃坑口老渡會一名、新渡會一名、獅子口船會一名、水南北浮橋會一名、官坑口船會一名、葛潭船會一名、冷田渡會一分、湖坑口渡會一分、焦壩坳茶會一分、藻林浮橋會一分、藻林天子茶會一分、羅坊口回龍橋會一分、遂城總祠冬祭會一分。所標的一名、一分是指派出與祭代表數和分享胙肉、胙餅的份數。萬載縣《義井龍氏重修族譜》所附祭田冊內也注明，祭會的會本來源于門樓會、銀花會、文昌會、橋會等捐輸股份，而《祀產》則詳列了橋會、聯興會、三裔會等捐助份額，三裔會本來也是支下的祭會，但同時又是總祠所立祭會的股東，可謂會中有會。在祀產清冊中均清晰注明了各會捐助本金及股份，舉行祭祀大典時，各會按股份派出代表參與祭祀，并分享宗族祠祭頒胙的公共福利。宗族族紳通過各族會首事輪管會產的機會，在開展宗族內部互助合作的同時，也強化了對族眾現實利益與人身依附的控制，進一步鞏固了宗族在基層社會的治理能力。

　　在近代社會轉型中，宗族日漸式微，族會承載的公益使命也多為地方行政職能所取代，而敬宗收族的祭祀熱情也因觀念蛻變而淡化，族會財產因失去有力監(jiān)督而成為管理的真空地帶，常被輪值首事侵吞，引發(fā)曠日持久的宗族內部爭訟。同治《贛州府志·風俗》就曾譏諷贛南祭會存在善始而惡終的發(fā)展趨勢，“其美而有弊者，祭之有田是也。有田則必有人以掌之，掌田之人或不公，則訟興。以仁孝之舉為爭訟之端，是設立祭田者所不及料也！”進入民國之后，族會產業(yè)因輪管失措，引發(fā)糾紛不斷。如1914年，奉新縣民鄧在川、鄧基科等將族內文發(fā)會租谷九十八石的田產及莊屋、板倉等盜賣給羅慎余堂，經過族眾鄧在和等“集資起訴”，到1918年鄧氏族眾才獲勝訴，贖回會產。對于廣大族眾來說，偏離創(chuàng)會初衷的會產，與其讓少數族人壟斷，不如用以墊付鄉(xiāng)村都圖保甲各項公共開支。在江西地方縣市檔案館保存較多民國年間的保民會議記錄，其中議決以會產籌措經費的事項不勝枚舉，會產成為保甲攤派的重要財源。至此，族會因為喪失公益使命，漸次退出歷史舞臺，宗族勢力也因失去經濟基礎而分崩離析。（龔汝富 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